加国头条 i4cc.ca ｜东北开过砖厂，巴黎刷过盘子从厨师变成摄影师

我叫老万，全名万兴富，一个生长在长白山下的东北人。我1957年出生，大半辈子都待在靠近中朝边界的小城延吉。最辉煌的时候，我当过老家一座砖厂的厂长，低谷时也曾欠了一屁股债，为生计远走他乡，在法国巴黎的餐馆里刷盘子、做料理。回国之后，我还用打工攒下的钱创过业。

58岁那年，已经快到退休年纪的我第一次接触到摄影，从此痴迷得一塌糊涂，把爱好当成了一门事业在做。为了拍出好看的作品，我把镜头对准了家乡的长白山，各种自然美景、飞禽走兽，遇到啥拍啥，半路出家的我，如今也成了一个网红摄影师，做着自己喜欢的事，每年还能挣个上百万。

我这人属于笨鸟先飞的类型，入一行学一行，一直被命运推着向前，倒也得到了老天爷的犒赏。记得17岁初中毕业的时候，我正巧赶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，一毕业就被下放到农村，先是在村里开拖拉机，后来又转到乡镇企业开汽车。

我打小勤快，有什么事总是抢着干，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大家都很喜欢我，我在乡镇企业干得不错，28岁便被提拔为单位的工会主席。

工会要在每年春季和秋季组织旅游，我是个特别爱玩的人，虽然以前学习一般，但在地理方面很感兴趣。上世纪八十年代还没有智能手机，更没有在线导航这些新鲜玩意儿，我总是抱着地图册翻来翻去，研究去哪个城市要如何坐车、买票，打听别处有什么好吃的、好玩的，即便很多地方从来没去过，也能做到心知肚明。

领导很看重我这点，把出差有关的活儿都交给我做。每次他们去外地考察，无论是单人出差还是集体出差，总愿意带着我。这样一来他们特别省事儿，吃喝拉撒睡都被我安排到位，我人又跑得勤快，很受大家伙儿信任。借着出差的机会，我早早地去过了海南岛、桂林这些好地方。

这是我28岁时在海南三亚的留影，当时身在企业，还是一身西装打扮。

1991年，我34岁，再一次得到了向上跃升的机会。当时我所在的企业有个下属砖厂缺厂长，那家砖厂年亏损高达20万，可以说是一个烂摊子，即便如此，还是有好多人在竞争厂长的位子。领导觉得我人不错，心眼儿正，想把我推上去做厂长。那时我还很年轻，好不容易遇到了这么一个机会，没有丝毫犹豫就接下了，心想既然公司信任我，那我一定干出个名堂。

进厂之前，我对制砖技术和流程一窍不通。为了维持砖厂运行，我请回了大批已经从砖厂退休的技术人才和干部。打听到山东临沂有不少懂烧砖的工人，我又亲自跑到山东联系包工头，请人帮忙寻找靠谱的烧砖工。

因为用人得当，原本一年只能生产200万块砖的小厂，在我接手第一年便生产出800万块红砖。这件事在老家一下子出名了，大家都在说，“你看人家管的厂子，砖又结实又好看。”

热火朝天地干了两年，国家经济形势发生变化，在国企改制的风口下，我把砖厂承包了下来。因为我是乡镇企业内部职工，又是个实诚人，公司很信任我，特许我不用交抵押金，只需要在年末向公司交24万就行。那会儿我们都没啥钱，家里没什么积蓄，我跑去银行贷了14万元作为启动资金，还买了辆解放车，用作砖厂的运输车。

在过去几年经验的支撑下，厂子再度迎来春天，一年最高生产过1000万块红砖，市场非常好。那是九十年代初，我一年到头已经能有个二三十万的收入，甩开“万元户”十几条街。

1994年前后，听说五十公里外的一户人家出了车祸，养不起孩子，我媳妇和侄女二话没说跑去将这户人家的小女孩抱回来。一切也特别有缘分，原本我们都担心贸然带回一孩子，我妈会不同意。结果小女孩到了我们家一声没哭，老太太见着这情况，说：“进了老万家的门，以后就是老万家的人了。”我和媳妇都特高兴，跟大家忙前忙后，一起给孩子办理了收养手续。

姑娘长大后与亲生父母相认，有两个爸妈爱着她，从左到右分别是我、我夫人、女儿和她亲妈。

我们家条件越来越好，一直在走上坡路，可惜这样的好景只持续到1995年，红砖市场开始走下坡路了。加上客户欠账太多，公司资金周转出现问题，而我依然后知后觉，没有料到之后的形势有多严峻。

我们是乡镇企业，大约有100个员工，都来自农村，到了冬天，家家靠烧煤取暖。当时新上任的总经理和我是好朋友，他和我说，希望我能拿出十万元，给每一家员工分六吨煤炭，借此稳住员工，相当于每家员工白得一千块钱福利。我特别傻，想着自己有钱了，也应该回报社会了，就满口答应：“行！”

延吉冬天非常冷，我不忍心看到工友们挨冻，连续两年掏钱送煤当福利，却没曾想自己即将破产。

彼时总公司又新接了一个工程，朋友资金困难再度向我求助，我连个欠条都没打，就把家里的49万存款全部借出去了，想支持一下朋友和总公司。本来说好春天借秋天还，结果一到秋天还钱的事也没影了。1996年，因为资金链断裂还不上款，我的公司被法院起诉，砖厂被没收，朋友跑路，我也失业了，不仅没了厂子，还倒欠员工和其他朋友22万。

想着员工在窑洞里忍受着近50度的高温工作那么久，我实在于心不忍，把自己唯一的一套房子卖了，十几万买来的一辆二手皇冠3.0T轿车也以三万多的价格转手，总算凑齐了22万。一夜之间，我从天上摔到地上。那个年代欠钱跑路的老板有的是，我很庆幸自己的良心没坏，脑子里整天在想着新出路。

我的大儿子刚上大学，养女才上小学，家里负担特别大。烦躁的时候，我经常一个人到河边散步，看到河坝光秃秃一片，一棵树也没有，我突发奇想：要不种树去吧，兴许能挣些钱。

这是家乡珲春老龙口水库，当年的大河坝就像这般荒凉，只生长着一片芦苇。

那是1997年春天，我把捡来的杨树条插在自家的三亩地里。可树苗不是一下子就能长大卖钱的，为了维持生计，我媳妇开着小三轮车，拉点辣椒之类的蔬菜出去摆摊，一个月也就挣几百块勉强维持生活，连晚上吃的面条都是用菜换来的。

好在东北的土壤肥沃，特别适合树苗的生长，一年时间，树苗便长到一米多高，能卖一万多。那年正值国家号召植树造林，我心想可算是逮上一个机会了，靠自己和家人种了三万多棵树，看上去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

然而人算不如天算，五年后，因为村里人在河边放火烧野草导致火势蔓延，将我种下的已经有手腕粗的三万棵树苗殃及，只剩下十分之一存活，希望又一次破灭了。2002年，日子实在坚持不下去了，也找不到其他好出路，我有了出国打工的想法。我向来是个很顾家的人，家里的重大决策多是我来做，家人都相信我的判断，同意我出国闯闯。

那时在延吉，几乎每个村子里都有在国外打工的人，大多集中在韩国和欧美国家，听说能比在国内挣不少钱。相比之下，我更喜欢欧洲，在朋友的介绍下一个人办了去法国巴黎的旅游签证，后来又转为工作签。

45岁，我只身一人来到巴黎，不会说法语，凭借多年在外地旅游的经验很快适应了异乡生活。

在巴黎，我做的第一份工作是中餐厅的洗碗工。我一直是个勤快人，受不了埋汰，每天都把厨房擦得干干净净，老板很喜欢我。他经常说，店里二十多个洗碗工，我的年龄最大，但其他人没有像我这样干活又干净又快的。

法国的工资比中国高很多，我每周上五天半的班，一天干满八小时，一个月工资换成人民币大概有8300元，这在国内是不敢想象的事。工资到手我自己只留两千，其余都寄回家里。

生活在慢慢好转，但我在巴黎还是忍不住掉过泪，常常在反思，自己当初究竟是图啥呢？如果好好把握住生意，不把钱随便借出去，能走到今天吗？但现实不允许人后悔，我能做的只有把握当下。

这是透过车窗拍的法国郊区，会让人联想到老家的样子。

洗碗工干了一阵子，我转到一家日本料理店做起了串烧配料工。餐厅的师傅们对于杀鱼这类活儿都不太愿意干，如果有人帮他，他会特别开心。

杀鱼对我来说不是难事，我就主动帮着干，这样一来，大师傅很乐意把经验交给我，我边干配料边学习厨艺，手艺越来越好。一年后，大厨师离职了，老板直接把我升为厨师，工资也从原来的八千翻倍到一万六。

毕竟之前辉煌过，我心里多少还有点野心，在餐厅干了三年后，我的厨艺不断长进，越来越不想给人打工。我留意到巴黎有很多中国的留学生和打工客在租房，于是动起了脑筋，盘算着租房行业利润如何。当时转租一间房子每月可以赚一千多差价，若是把整栋包下来再转租，收益相当可观，就这样，我做起了家庭旅馆生意。

与此同时，我也没有浪费在日料店学的手艺。2003年，日料慢慢在巴黎兴起，巴黎懂日料的厨师并不多，因为我的日料厨艺也算有点名气，一些老板纷纷带人来找我学习。日料的菜系不复杂，我一次收三五名学生，培训个十天，他们都能学会基本操作。

我在巴黎利用三年时间掌握了日本料理，这是在后厨操作台的留影。

为了更加充分地利用食材，我要求学生在每堂课上做的日料都以外卖的标准去做，做完要实打实地通过外卖配送给顾客。每个学生五千学费，再加上家庭旅馆和外卖，我每个月的收益能达到四五万，是普通打工者的好几倍。

我同时做三份工，但其实自主性很大，空闲时间还是挺多的，没事就去街上转悠。我不太懂法语，靠的是脑子里的活地图，巴黎的任何一条街我都非常熟悉，那里的艺术氛围很浓厚，我总爱去卢浮宫、巴黎圣母院、埃菲尔铁塔观赏，这些建筑几乎都印在我的脑海里了。

在不上班的日子里，我在巴黎的街头到处溜达，这是在巴黎卢浮宫前。

2005年，儿子大学毕业想留学，我强烈建议他来法国，巴黎人文气息浓厚，他来了还可以和我在一起（电视剧）。孩子很懂事，知道家里破产了压力大，自己申请了公办留学，到北京办完手续后一个人飞来巴黎。

我和儿子一起待了两年，等到2007年的时候，实在很想回国和家人团聚。我在巴黎已经待了整整五年，这五年我大概挣了一百万人民币。五年前在那场大火中存活下来的三千多株树苗也已经长成参天大树，我将它们卖了，又挣了四十多万，这些钱让我有了回国后重头再来的资本。

好多人建议我在国内开一家日本料理，但开餐厅的投资太大了，很有可能亏本，经历了工厂倒闭后七年多的人生低谷，我很难再想象失败后该如何熬过去，不想再冒险了。我的计划是创办一家留学中介，在巴黎开的旅馆里住得最多的便是留学生，我很喜欢和他们闲聊，看得多听得多，我对留学的门道多少也知道些。

有了想法以后，我跑到北京联系了一家靠谱的留学机构，和他们合作招生。我负责拉人头，他们负责代办留学手续，前后一共也才花了两万块本金。不过在延吉这样的小地方，留学的人并不多，通过我们联系去欧洲旅游的朋友倒是不少。于是三年后我又把留学中介改成了旅游中介。钱没挣到太多，总体上也还过得去，安稳退休肯定没问题。

从巴黎回来后，我又陆续带人到意大利、瑞士等国家游玩，这是我在罗马梵蒂冈街头。

201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和国内的老同学聊天，他正好在花园摄影，让我好奇的是，他不是拍荷花最美的一面，而是盯着荷花，等到只剩一片花瓣在风中飘荡的时候才按下快门，拍下花瓣脱离的那一瞬间。

在这之前，我从来没有接触过摄影，经朋友这么一通介绍，我突然觉得特别有意思。荷花这么漂亮，谁都拍过，可唯独最后一片花瓣脱落的那一刻才是他要的镜头。我寻思着，既然一朵即将凋零的荷花都可以拍得这么好，如果再将图片动起来，效果一定会更不错。朋友拍照片，那我不如做视频吧。

我因为荷花与摄影结缘，但相比于静态的照片，我更喜欢拍动态视频。

我属于永远停不下来的性格，想再干一番大事业，感觉搞摄影既有意思还可以赚钱，我很快就行动了。2014年春节刚过，我在几番考察后有了开办传媒公司的想法，打算招几个人一起边干边学。

我专门跑到北京买了20多万的摄影设备。前后一个包，左右各挂一个包，手里还提俩包，一共带回来六大包的摄影设备，包括十二米长的大摇臂，当时索尼S700最先进的4k版本，后来又加了无人机，陆续投入了一百万，大家都说我傻了。我确实有点傻，因为不了解摄影，好些设备买来压根没用上。

公司成立的时候，只有我和四个年轻人。除了一个男孩子曾经做过婚纱摄影，其余三个和我都没有任何的摄影经验。我说：“今年老板一分钱都不挣，挣的钱全是你们的，前提是你们听我的，和我一起干活。”

依靠还未停止营业的旅行社收益，我给他们每月开两千元工资，并且给大家承诺，只要相信我好好干，年底就给大伙儿分红。

这几个年轻人都很有干劲，有一小孩每天晚上都工作到十点之后，一直在研究视频拍摄、剪辑。年轻人学东西快，一个人学会了，就教给我和其他人。作为老板的我，反而向他们学习到特别多知识。

第一年，因为没有经验和名气，我们只是时不时帮忙拍摄一些简单的舞台视频，或者免费为政府部门拍宣传片，用来积累经验和人脉。但一直不接单也不是办法，有次一个人推荐我做个三分钟的商业片，我立马接了。

片子快完成的时候对方才和我说，原先答应的3000元片酬需要分给别人600元回扣，他自己也要赚一些，最后到我手上只有1600元，这就是公司第一年的全部收入。

我在拍摄延吉的城市风光，在最初的两年，为了锻炼团队打开门路，我们做了不少关于延吉的宣传片。

队伍和设备都组建好了，就需要多拍多练。我们没有闲着，用购买的超大无人机，把整个长白山延吉市的夜景都拍下来了，将素材剪成一个三分钟左右的片子，给它起名叫“上帝视角看延吉”。没想到这个片子在延吉地区一下子轰动了，还被拿到重庆的一个展览上展播。

2015年，因为接了一个生态宣传片，我又开始接触野生动物拍摄。延边珲春有片湿地，每年有数十万大雁在那里停歇，野貂、丹顶鹤也都栖息在那儿。我拉上团队五个人，从2月25号一直拍到3月10号，用半个月的时间拍下许多野生动物素材。

拍完又找来不少好的片子，模仿它们的创作手法，一步一步剪出第一个关于野生动物的成片《生态延边，候鸟天堂》。

每年秋季，我都会来珲春敬信湿地拍摄大雁，上万只大雁在镜头前呼啸而过形成的“鸟浪”非常壮观。

我把拍好的片子送到宣传部门，没想到第二天便接到电话：“老万，你来一趟。”挂断电话，我能感觉到是有好事了，但过去的路上心里特别没有底气，一直琢磨着，要不就试试报价二十万，和他们谈判承包制作珲春的宣传片。

可怎么也没想到，这个片子把政府部门打动了，最终以七十万的价格将整个宣传片工作交给我们。

从来没接触过这么大的单子，可把我们五个人高兴坏了，大家都很有干劲。那一年，公司赚到了整整90万，我这人不抠，把50万分给了员工，带头教我们技术的那小孩20万，其余三人各10万，这在我们延吉地区算是高工资了，我自己则用剩下的钱买了辆车。作为老板，我虽然没留下多少钱，但把陪我一起进步的核心人物都留住了，这也是一种财富。

公司成立第三年，延吉附近各县市的宣传部门陆续开始找我们做片子。我一直秉持质量和信誉第一的原则，我们有个习惯——即便两年前的片子，也有留底片的习惯，这样可以随时为顾客提供修改服务。公司发展越来越好，逐渐成了地方文化产业的龙头，在赚钱之外，我也越来越喜欢拍野生动物了。

虽然事业已经过了早期的难关，我还一直坚持着最初的那股勤快劲儿。我经常在长白山上行走，对那儿的野生动物十分了解。

知道许多鸟在正午艳阳高照的时候不爱出来，清晨才是他们的活动高峰。所以我常常半夜两点多出发赶往珲春，赶在太阳出来前，拍到鸟或者其他动物的画面，六点多再回公司继续上班。

为了赶上动物出来活动的时间，我几乎每次都会选择在凌晨驾车出发，前往拍摄地。

拍摄是个细致活儿，拍一遍不满意、两遍不满意、三遍还不满意的情况是常态。为了拍到一个满意的动物镜头，我们只能忽略这些数字，直到拍完美为止。去的次数多了，我和动物都有了感情。

我曾经在长白山上见过一只狐狸。有段时间连日下雨，狐狸估计在大山深处找不到吃的东西，跑到长白山景区内觅食。景区的工作人员发现后，立马把这事儿告诉我。

出现在长白山浮石林景区的那只狐狸，毛色非常好看。

第一天没有把狐狸拍好，第二天再来时，我特意提了份鸡骨架，效果很好，狐狸很快和我熟悉起来。每天一到山路口，我“呼呼”地唤一声，它便从林子里钻出来，和皮球似的，我走到哪它都跟着我。

从那以后，我每次都带上足够狐狸吃上几天的食物。它特别调皮，从我手上夺走食物后，立马跑到到前面五十多米远的雪地里，挖个坑把食物埋起来，然后又屁颠屁颠地向我跑来。难过的是，过了一段时间疫情暴发，狐狸估计失去了盼头，到其它地方找吃的了，我后来再也没有见到它。

狐狸比较少见，我最常拍的动物是鸟类，对于鸟类的习性都已经非常熟悉了。

在长白山，特别凶狠的猛兽一般都在很深的腹地，我们至今还没有遇上过野生熊、东北虎这类猛兽，我特别想拍到这些动物，可遇上的机会太难得了。

相比于野生动物，长白山上的自然环境更加危险。冬天的时候，一片白雪皑皑的，雪有一米多深，一不小心就容易掉到雪坑里。我习惯每次上山都约一个同事或者朋友，两人好相互有个照应。前年冬天，我在上山途中不小心陷入雪地的大坑里，离前面的伙伴还有一百多米远，呼叫太困难了，好在旁边有根树条，最终顺着树条安全爬了出来。